红后代为什么都移民了？
“红”，是“红卫兵"的简称。 文化大革命中，学生组成红卫兵，手持大旗、口号响亮地冲向旧政权、冲击工厂、冲击学校…… 之后，为了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”，红卫兵又冲向前，将旧政府中的人员（包括总理）抓起来游街。 再然后，他们冲进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医院、学校…… 任何他们觉得有“修正主义”嫌疑的地方就要去横扫。 最后，连幼儿园和医院也不放过。 红字当道的年代，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意见。 哪怕只是对一条标语、一个口号的有异议，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，被打的皮开肉绽。 就连饭盒上如果有烫金的汉字“老-师-好”也会被没收，打上一个叉后再发还。 那些被扣上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的人，有的当场就被打死，有的人被关进监狱，还有人因为受不了折磨而自杀。
我小时候生活在内蒙，记得当时有个邻居女孩的父亲就是“反革命”，一家人都被下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 还有一次，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，半夜突然有人敲门，开门后看见几个身穿军装手上拎着行李袋的人站在门外。 原来他们是到兵团接受新任务——“揪出”我们学校里的“阶级敌人”！ 在他们的“搜身”中，我口袋里的两块糖果落在地上，一个战士一脚踩碎了一块，另一个拣起另一块丢给我说，小鬼，真馋嘴！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“文革”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知道自己很幸运，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不然的话可能就像那个邻居女孩一样被“打倒”。 “红”字虽然像一阵风般过去了，但它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——我的爸妈因为受过高等教育，在“红”风盛行的时候一直待在家里没有上班； 但我的叔叔因为是工农出身，即便是在家里也总是穿着用土法子生产的粗布衣服，以表示自己的清白。 我读高中时，每年开学要交2元钱的学费，但是家境不好、又不想让父母太难做的我，总想着办法免交或者少交一些。 有一天我去学校交钱，校长问我为什么不交学费，是不是家里的钱没给？ 我说不是，然后就把家里穷的原因告诉了校长。 校长听了后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，你不用交了，学费我帮你免了。” 后来听说校长私下里对老师说：“这个家庭真的挺困难，咱们不能让他们难堪。” 红时代过去了，但那一代人的伤痕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。
我的兄嫂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为孩子们办移民。其实我大哥二哥当年从日本回国，也是被父亲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和支持的，他们当年回来，也曾经有过报效祖国的打算。但后来国家的形势变了，一些“左”的政策使他们无法开展工作，没有用武之地，他们逐渐意识到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因此才考虑移民的。
而我的弟弟妹妹，他们是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的，从小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教育，他们对国家本来是一往情深的。如果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，能得到重用，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，他们也不会想到移民。我二哥回国时带回来一个小儿子，后来他又移民回日本了。小儿子曾经问我二哥：“为什么你把我们从日本弄回来，又要移民回去呢？”我二哥说：“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，我确实想干一番事业的呀！可是后来形势变了，没有办法干了嘛。你们如果留在中国，将来也没有发展的前途呀！”
我的大哥在国内有6个儿女，他办的手续是两个女儿去了日本，两个儿子去了加拿大；二哥办理的是3个儿女去了日本，两个儿子去了加拿大；三哥办理的是两个女儿去了加拿大，一个女儿去了日本，一个儿子留在了国内；四哥办理的一个大女儿去了加拿大，两个儿子留在了国内；五哥办理的是一个女儿去了加拿大，一个儿子去了日本，一个小妹妹留在了国内。五哥考虑到女儿将来要嫁到外地，留在北京实际上也没有亲人在身边了，所以也想到移民，但当时已经超指标了。我们当时移民日本还是有指标的，中国只给日本输送女性劳工，而且这个指标还被掌握在公安部门手里，所以五哥那孩子的指标没有办法往日本排。他大女儿想去日本，但指标排不过来，五哥就让她去了加拿大。
我哥哥们办理子女移民的情况，公安部门是知情的，而且他们办理手续的过程，也是在公安部门的控制之下的，因为他们得给公安局交钱嘛！他们当时办一个孩子的移民手续，至少得花七八万，最多得花十几万。像我二哥当年带回来的小儿子，他重新去日本时，就花了15万。后来有的孩子把户口空挂在北京，他们每年还得往公安局交管理费。
我哥哥们开始办子女移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那个年代的人特别相信组织，相信革命团体，即使在他们办移民手续的过程中，知道有回扣可以拿走，他们都舍不得，都交给了组织。像我大哥当年给两个女儿办移民，经手人给打回扣1万元，我大哥都舍不得拿，全都上交给了上级组织。
